国务院《关于加强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成为社会各界的议题，其中建立医联体离不开医疗信息的互联互通，离不开移动健康产品的参与，而后者通过方便、快捷、友好的方式，为人们的病预防和诊断提供解决方案，助力解决医疗资源不足和分配不均等更为受人关注。这牵连移动健康产品与医疗器械的研发与市场开发。 那么，移动健康产品与医疗器械的市场在哪里？如何开发？

可以说这对经营者来说，都会与目前的医改重大措施——分级诊疗、医联体和家庭签约服务相连接。三者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基层医疗水平，截留病人。政府为此出台诸多政策措施，比如多点执业，比如基层中医诊所备案制；但实事求是讲，制度政策的利好受诸多现实的障碍阻挠，比如体制、利益分配、法律法规及相关管理制度等均存在一定制约，因此，想在短时间达到分级诊疗运作要求，困难很大。而现代信息化的医疗发展无疑给基层的压力水平提高与巩固都带来极大便利，显著地便是远程医疗，但这局限于有一定水平和先进医疗设备基础的二级以上公立，而医疗器械例如医用DR的开发应用，才是提高基层医疗水平能力的借助。

这是因为：农村有庞大使用群体。

据联合国统计，到21世纪中期，我国将有近5亿人口超过60岁。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将给老龄产业带来巨大的市场，其中移动健康产品和医疗器械是首先产品。按培训计划及定向培养很难在2020年实现家庭签约全覆盖目标，尤其是农村，全科医生少，要保证有信誉地完成签约服务，就须考虑居住散落老龄人的信息化医疗使用，其中重要关键的就是移动健康产品及医疗器械。

能再短时间内提高基层的综合医疗水平。

基层人群的观念意识在不断提高，市场形势良好，近年来农民收入增幅大于城市，极大提高了他们的健康意识，县乡移动健康产品及医疗器械营销势头逐渐加大。移动健康产品范围非常广泛，适合农村多种病患者的需要，有广泛的医疗用途。

虽然说与医疗器械的定义有分歧，但不可否认，移动医疗器械的用途往往与健康管理深深地交织着，有时很难区分。 老龄产业的崛起将带动巨大的家用医疗器械市场，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机遇。未来老龄产业将是新一轮财富波。

毋庸置疑，中高龄人群身体将会逐渐出现问题，失智、失能的老人将会越来越多，这就需要一系列康复、辅助器具，护理的、医疗的，包括高值耗材，家庭和老年护理机构都需要这些家用医疗器械，需求将会越来越旺盛。

医疗器械如何形成产业化，有怎样的广阔市场，农村很重要，庞大的老龄化群体、正在提高的需求意识和政府医改政策的支持及必要构件，给医疗器械创造庞大有利市场空间。这就需要经营者赶快把握商机，投资管理像利昂医疗一样瞄向农村市场。 其实政府也开始对老龄人群医疗服务给予支持，比如增加慢病医保支付；有价值意义的医疗器械，极有可能成为老龄人群的医保使用。

新兴医疗技术市场占全球医疗技术市场的份额，从2016年到2022年，这一份额还将增长百分之8。但中国医技市场规模的增速将远超于此。

到2022年，中国医技市场规模将达69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稳居全球二位。

在市场规模大幅增加的前提下，中国医技企业的收入也正大幅增长，增速远高于欧美企业，并在本土市场的部分行业中战胜或追平跨国公司。

医疗技术新兴市场企业的发展风口已经来到，中国的医疗技术厂商增长势头正在快。

医疗技术新兴市场的风口已经来到，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市场规模将取得突破性增长，中国医技企业收入正快速增长。

在中国市场中，例如南京利昂之类的本土企业已在部分行业中成为市场支柱。

中国企业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高技术领域。

未来以中国医技企业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企业将进一步扩张成为发达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并发展成为全球市场参与者。

相较跨国公司，中国企业在本地有四大优势，分别是成本、供需匹配度、市场营销策略和政府的政策支持。

在供需匹配程度上，基于本土企业的在地优势，往往能更准确地锁定当地市场的需求，从而提供供给。

在市场营销策略上，由于本土企业对中国的市场、渠道和营销方式，尤其新鲜事物更为了解， 因而能更好地占领市场。

中国政府对企业有利的政策支持也是优势的一方面。在研发阶段，政府就对本地研发提供资金支持；在注册阶段，也通过取消进口产品所享有的快速上市优待、为创新型本土产品比如国产DR提供快速审批通道等方式，鼓励本地企业快速注册产品。

在产业链上的制造、招标、报销乃至展示等环节，本地企业也都享有优待。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的人力等成本正在提高，中国医技企业的成本优势正在逐步下降，未来将需要更多的研发投入，依靠产品升级保持增长优势。

各地相继取消基层收支两条线管控瓶颈，为之叫好，对于推动强基层必将发挥重大作用，同时也会引发“五大巨变”。

“收支两条线管理”，利昂医疗的总工程师了解到这起始于2009年底基层医改开启的 “回归公益性制度创新”安徽医改模式，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以“核定任务、核定支出、绩效考核补助”为核心的“收支两条线”管理，这一措施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由财政经费兜底保障，在强化政府职能、保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益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典型的行政为导向的管理思维模式。并且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在全国推行。作为发源地的安徽，2015年2月起，在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机构不再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推行财政经费定向补助等新政策。

各地相继陆续宣布取消“收支两条线”。 收支两条线”管理方式，配合了基本药制度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基层医务人员的创收冲动，能够减少基层患者的经济负担。但随着深入，“收支两条线”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如绩效分配差距小、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受影响等。

收支两条线管理，由于过分重视公共卫生服务，疲于应付检查，工作效率不高，对医疗服务能力建设重视不够，基础医用DR设备普及不到位，一些地方甚至提出基层医疗机构不需要看病，只要做好公共卫生服务就行，厚此薄彼的管理导向造成基层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能力下降，没有医疗服务能力做后盾，单纯的公共卫生服务成为无本之木，无水之源，弊端明显。

收支两条线是计划管控思维，面对市场经济，出现了很多的失灵，医改没有成功的模式可以借鉴，打破收支两条线也不是一刀切，对于偏远地区，收支两条线还是积极的，应该因地制宜，在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发挥市场作用，才能探索出国情的医改之路，我们不能再折腾。

关于分级诊疗的国际经验，有学者提出，我国的分级诊疗制度实际难以找到切实对应的国外词汇，只能通过意译，有政府规范下的逐级就医秩序、整合性医疗服务体系、转诊服务体系、守门人机制等诸多不同的翻译方式。

国外典型分级诊疗制度下，医疗服务体系以发病率为基础进行分工，越高等级的医疗机构处理的患病率更低。全科医学和专科医学分离，两者是相互协作但又相互争夺有限资源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高等级服务和低等级服务的关系。全科医生并非水平较差的专科医生。全科医生（或守门人）主要用来解决医疗服务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匹配问题，主要帮助患者进行首诊和有序分诊。全科医生或守门人基本以私人执业为基础，这是这类体系重要的制度基础。全科医生（守门人）既作为参保者健康的守门人，也作为医疗费用的守门人。

利昂医疗表示无论国内外，专科医生在学术发展等方面都比全科医生更具有优势。国外主要是有吸引医生做全科医生的相关机制。同时，多数国家依托公立医疗服务部门建立专科医学服务的分级诊疗，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强制首诊。国外全科医学服务的提供者以私营执业者为主。国外分级诊疗制度有四个共性：一是制度为立法确认；二是建立了布局清晰、分工明确的医疗服务体系；三是实行严格的费用控制措施；四是有完善的全科医生质量保证体系。

如果民营医疗机构套上了公立医疗机构的管理方式和措施，也会出现与公立机构一样的情况，因此需要有竞争的存在。

对于公立基层医疗机构去行政化和引入民营机构参与是实现分级诊疗的重要措施之一。

简单取消基层医疗机构的收支两条线政策，只能从表面上解决问题，仍难逃脱行政化资源配置机制下“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两难悖论。破题应去行政化，取消医疗机构的行政等级制；放开社会办医，搞好服务和监管；进行事业单位改革，解放医生，实现自由执业，推广国产DR。 同时强调公立医疗机构去行政化并非私有化而是社会化，产权并不变动，但是运行社会化，形成有竞争、有选择、有谈判、有进有出、有生有死、收支自付的运行体制，克服当前行政管制下，不死、不出、缺乏竞争的情况。

分级诊疗的建立和完善需要医保部门和卫生部门的协同配合。但，对于医保应当从中发挥的作用，大家认识存在不同：医保应该在分级诊疗中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医保仅仅能够发挥助推分级诊疗的作用，是支持性作用，难以主导。在重构医疗服务体系上，医保只能发挥助力的作用，无法发挥主力的作用。